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生活有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把昨天和今天，古老的和新鲜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不由分说地揉和在一起，一股脑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新与旧的更替与重叠，使人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太多的困惑与焦灼。我们背负着一个十字架， 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

             ——摘自陆人著(1988)《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架前》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产生于文化真空之中(Lehman, Chiu, & Schaller, 2004)。人们的心理活动皆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而特定的文化又会受到人们心理活动的影响。如同其它社会科学中的概念，“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知识传统下具有不同的含义(Chiu & Hong, 2006)。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流动性特点的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集体性的现象， 它包含一系列共享意义，并为人们解释现实提供了共同的参考框架，同时能够调整人们的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Hong & Chiu, 2001)。   

        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快速兴起，成为目前心理学中的重要领域。当代文化心理学揭示了处于快速全球化中的个体如何适应当今社会的多样文化，如何通过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表达出他们的文化遗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文化遗产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以构建出文化认同(Chiu & Hong, 2006)。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文化心理学领域迅速发展，对于文化与心理过程两者关系的探讨以及互相影响模式的实证依据正在不断得到验证和丰富。

      随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的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cultural change)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重要社会现象。文化变迁被定义为现存文化在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交融过程中发生变革与适应的动态过程(Inglehart & Baker, 2000)。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努力从事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衍变、社会进步，以期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杨国枢, 黄光国, & 杨中芳, 2008)。来自 65 个国家覆盖 75%世界人口的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变迁，然而不同社会仍持有作为社会文化遗产存在的具有文化特异性的传统价值体系(Inglehart & Baker, 2000)。文化变迁的动因源于外生因素(exogenous factors)和内生因素(endogenous factors)(Chiu & Hong, 2006)。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程的不断加剧对文化心理产生广泛影响(Arnett, 2002)，导致一部分的文化趋于相似，另一方面，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传承（如代际传承），导致文化更加多元、丰富、纷繁复杂(Chiu & Hong, 2006)。    

       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社会科学家试图通过提出现代化理论来描述这个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现象的特征和过程。西方的主流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认为产业革命与工业化逐渐为全人类创造某种程度的共同文化，任何国家或社会只要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就必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运作及文化模式等方面产生实质的变迁，成为现代化国家(Karsh & Cole, 1968)。   

       然而，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杨国枢 等，2008)。甚至有反例显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不但未能顺利走上现代化之路，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甚至出现恶化(Weinberg, 1969)。首先，西方现代化理论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被学者所垢病。再次，提倡单一现代化过程的学者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完全地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特征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过程(杨国枢 等，2008)，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类将社会变迁的过程看得过于单一，并且与现实生活中的形态与人们的行为不相符合，忽略了现代社会中也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特征(Weinberg, 1969)。

      现代化的概念范围非常广泛，难以得出共识的定义，并且因其所探讨的范畴不同而不同。在上世纪70 年代，探讨心理现代性的西方学者颇多，主要代表人物有Armer 与 Youtz(1971)，Dawson(1967)，Doob(1967)，Guthrie(1977)，及 Inkeles 与 Smith(1974)， Kahl(1968)，Schnaiberg(1970)等。东方学者认为，现代东亚中的文化连续和社会发展之并存是如此别具一格，以至于有些学者们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情形”或“第二种现代性”或“东亚现代性”(夏光, 2005)。Inkeles 等人和杨国枢等人关于心理现代性的研究堪称典范，他们的研究无论问题意识还是在测量方法上都可以被视为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杨宜音, 2002)。Inkeles 等人（1974）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态度、观念和行为特征调查来探讨现代化历程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得出了 12 项现代人应当具有的心理特质。基于本土心理学的理论立场，杨国枢等人（2008）提出个人现代化主要是社会中的个人在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迁，将心理现代性进行界定，即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向， 并且可以称之为现代人的“众趋人格”(modal personality)。   

       同时，杨国枢等（2008）将个人传统性界定为传统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向。同时，杨国枢还指出心理传统性在以往的研究中都居于不太明显的地位，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更为关心心理现代性，认为心理传统性只是一种朝向心理现代性变迁的背景或起点；其次，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将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对立或相反的两套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在测量工具上通常将测量心理传统性的题目视为心理现代性题目的反向题目，不会出现传统性的得分。再次，传统社会不同类别间的社会文化特征差别甚大，从而这种高异质性为概念的界定与测量带来了困难。   

       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持续关注。杨国枢对台湾人的动机、特质、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 15 年的纵向追踪，发现台湾人在动机需求、价值态度、气质和心理健康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认为其是台湾人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重要标志(Yang, 1996; 陈杰 & 汪新建, 1991)。一些大陆研究者采用杨国枢等（2008）编制的个人多元传统性与现代性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各自五大成分。心理传统性包含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优越。现代性包含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唯情倾向和两性平等(杨国枢 等, 2008)。心理传统性各个成份与心理现代性各个成份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 (杨宜音, 2002 )。对大陆多个城市不同人群的调查结果发现，个体具有较高的现代性，传统性相对较低，并且两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曾红, 2003)。而针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也显示，我国青少年群体的人格同样呈现出传统性降低而现代性增强的趋势(张兴贵 & 郑雪, 2003)。同时，北京大学生比香港大学生具有更为明显的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过程(许燕 & 曹雪, 2000)。另外，研究还发现心理传统性高低会调节人们组织公民行为表现、应对工作压力的策略(Pillutla, Farh, Lee, & Lin, 2007)，其与人们的成就动机、时间取向、对于婚姻和父母角色的态度以及性别角色要求等都存在显著相关(Leong & Chang, 2003)。

       中国文化变迁处在世界剧烈的文化变迁浪潮中。不仅如此，心理学家认为中国近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变革是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变迁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正在见证如此戏剧化的社会变革(Zimbardo, 2008)。从外生因素来看，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能够使人们获得开放的经验， 消除文化之间的障碍，强化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文化传播并且加快文化变迁的步伐(Chiu & Cheng, 2007)。20 世纪初，陈序经(1934)等人曾提出中国文化发展应当走“全盘西化”路线。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李泽厚(1987)等人仍持有中国文化变迁实际就是全盘西化的观点， 即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调查显示，全球化对中国青年的文化消费方面造成重大影响，50%的中国青年学生把欧美流行的娱乐节目当成自己的娱乐选择(梁金花, 2007)。从内生因素来看，中国的文化变迁具有建立在传统根基之上的，隐性的内在动因。金耀基(1999)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在合理地保守地更新，并不会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而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性”(夏光, 2005)。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形态是从自身传统演变而来的，现代中国人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而这一社会变迁或许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有所不同(杨宜音, 2002)。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提出越来越多的实证依据表明在中国的同一文化内部存在中国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社会现象(Lu & Yang, 2006)，并进一步提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不仅传统文化价值诸如孝道和人际和谐普遍存在，来自西方的文化价值如尊重科学、强调独立也在不断地加深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Brindley, 1990)。因而，现代化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异性的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正如引言开篇所述，人们既生活在“传统”中，又生活在“现代”中，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同时内化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价值体系，因而以实证的方法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所对应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内涵及关系，分析这些特征的前因后果，并进而建立有关的理论，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畴(杨国枢 等，2008)，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变迁的社会心理后果，也能够帮助人们应对文化冲突、提高文化适应，培育文化自信。   

       中国的文化心理学应当构建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研究体系，并与西方已有心理学发现展开平等对话。比如，探究哪些心理过程是具有普适性，而哪些心理过程又是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异性。同时，中国文化变迁中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如何影响不同年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人们的心理过程是一个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命题。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时刻，在对外改革开放 40 年过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了剧烈而微妙的变化。在中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究中国文化变迁与中国人心理之间的动态建构关系成为迫切需要探究的社会心理学命题。正如金耀基先生在第一本以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书中所论述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项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止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止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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